共產主義的堅強戰(zhàn)士——紀念陶鑄同志誕辰110周年
共產主義的堅強戰(zhàn)士
——紀念陶鑄同志誕辰110周年
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
今年1月16日是陶鑄同志誕辰110周年紀念日。陶鑄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(yōu)秀黨員、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(zhàn)士、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、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。在4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,他為民族獨立、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、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貢獻,建立了卓越功勛。
一、參加南昌起義、廣州起義,在八閩大地堅持土地革命斗爭
陶鑄同志1908年出生于湖南省祁陽縣一個貧苦知識分子家庭,10歲時就被迫輟學。青少年時期的苦難使陶鑄同志很早就懂得了干革命、求解放的道理。1925年,他奔赴大革命的中心廣州。1926年入黃埔軍校學習,積極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種活動,并加入中國共產黨,從此走上革命道路。
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,中國共產黨確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。陶鑄同志隨葉挺部隊參加南昌起義,他所在的特務連擔負消滅敵團部的主攻任務。起義后,陶鑄同志任二營六連連長,率部隨軍南下。同年12月11日,他參加了黨領導的廣州起義。起義前,奉命打入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警衛(wèi)團,參與秘密策劃起義。起義時擔任警衛(wèi)團參謀長,承擔守防長堤等任務。12日,在敵眾我寡的嚴峻形勢下,陶鑄同志率部頑強戰(zhàn)斗,堅持到最后一刻。參加南昌起義、廣州起義的戰(zhàn)火洗禮,使不到20歲的陶鑄同志經受了血與火的考驗,錘煉了堅強的革命意志和斗爭膽略。
1929年,陶鑄同志受黨組織派遣到福建從事兵運工作。當時,國民黨廈門監(jiān)獄關押著40多名“政治犯”,其中有多名黨的重要干部。中共福建省委決定武裝劫獄,營救這些同志。陶鑄同志多次化裝深入監(jiān)獄了解情況,并作出周密布置。行動當天,他擔任第一線總指揮,成功救出被關押的同志。
1930年,受“左”傾冒險錯誤的影響,福建地區(qū)革命力量遭受嚴重挫折。危急時刻,陶鑄同志到漳州主持重建中共閩南特委。這年12月,他主持組建閩南紅軍游擊隊第一支隊,打開了革命局面。1956年,他在回首這段傳奇式革命經歷時賦詩:“南山古寺規(guī)模在,含笑依然花滿枝。鬢白重來千百感,江山嫵媚故人稀。”
1932年,陶鑄同志調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書記。他對閩東的政治、經濟、民情、風俗等情況進行詳細調查,把工作重點放在農村,發(fā)動農民開展武裝斗爭,創(chuàng)建革命根據(jù)地。毛澤東同志率領紅軍攻克漳州后,陶鑄同志到漳州匯報工作,得到毛澤東同志直接指示。在陶鑄等同志領導下,土地革命斗爭烈火在閩東地區(qū)熊熊燃燒起來。
1933年5月,陶鑄同志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。在獄中,他在同敵人展開斗爭的同時,系統(tǒng)研讀政治、經濟、歷史、文藝等著作。后來他曾戲稱自己是“監(jiān)獄大學畢業(yè)的”。
二、參加全國抗日戰(zhàn)爭和解放戰(zhàn)爭,為建立新中國立下卓著功績
全國抗日戰(zhàn)爭爆發(fā)后,陶鑄同志經黨組織營救出獄,被派到湖北擔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副書記、湖北臨時省委副書記等職。他堅決執(zhí)行黨的抗日民族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方針,團結國民黨上層愛國人士,大力發(fā)展抗日力量,壯大黨的組織。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,他負責領導應城縣湯池農村合作訓練班,招收愛國青年學生,經短期培訓后派到湖北各地開展敵后游擊戰(zhàn)爭。他親自編寫教材,給學員講課,并注重在學生中發(fā)展黨員,成立黨支部。該班共舉辦4期,培訓青年干部300多名,為開展抗日群眾運動訓練了骨干力量。
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后,陶鑄同志到鄂中參加開辟根據(jù)地的斗爭。他放手發(fā)動群眾,組建黨領導的武裝力量,開展游擊戰(zhàn)爭,為建立抗日根據(jù)地創(chuàng)造了有利條件。1939年6月,陶鑄同志任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代理政委,在鄂中敵后樹起新四軍的抗日旗幟。同年11月至1940年初,豫南、鄂東、鄂中等地黨組織和抗日武裝力量逐步統(tǒng)一,成立豫鄂邊區(qū)黨委和豫鄂挺進縱隊,開辟了豫鄂邊抗日根據(jù)地。陶鑄同志任豫鄂邊區(qū)黨委委員、統(tǒng)戰(zhàn)部長,兼管政權建設和統(tǒng)戰(zhàn)工作,并任豫鄂挺進縱隊(平漢)路西指揮部指揮長,同李先念等同志一道在豫鄂邊地區(qū)建立起各級民主政權,領導軍事斗爭。1940年,陶鑄同志作為黨的七大代表前往延安。在延安,他擔任中央軍委秘書長、總政治部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等職,參加了延安整風有關工作和軍隊政治工作。1945年,他出席了黨的七大。
抗日戰(zhàn)爭勝利后,陶鑄同志日夜兼程趕赴東北,歷任中共遼寧省工委書記和遼西、遼吉、遼北省委書記,東北民主聯(lián)軍第七縱隊政治委員,東北野戰(zhàn)軍政治部副主任等職。當時,東北大部分地區(qū)變成國民黨統(tǒng)治區(qū),斗爭環(huán)境極為艱難復雜。他認真貫徹中央指示,深入農村,發(fā)動群眾,清匪反霸,進行土地改革,建立根據(jù)地。他領導創(chuàng)建的遼吉根據(jù)地成為東北戰(zhàn)場對敵斗爭的重要前哨陣地。在1946年12月開始的“三下江南四保臨江”戰(zhàn)役中,陶鑄同志擔任前方工作委員會負責人,為保證戰(zhàn)役勝利做了大量工作。在1947年夏季攻勢中,陶鑄同志和鄧華同志一起率西滿野戰(zhàn)軍參加第一次四平攻堅戰(zhàn);在秋冬季攻勢中,參加彰武攻堅戰(zhàn),與友鄰部隊一起殲敵一個師。遼沈戰(zhàn)役中,陶鑄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東北局督察和組織后方勤務,組織分區(qū)部隊配合主戰(zhàn)場作戰(zhàn)。沈陽解放后,他任中共沈陽特別市工委書記,在陳云同志領導下進行接管城市、恢復生產、改造舊政權的工作。
遼沈戰(zhàn)役后,陶鑄同志隨部隊南下參加平津戰(zhàn)役。他擔任解放軍前線司令部全權代表,同國民黨守軍傅作義將軍進行和平談判,組織改編起義部隊,為平津戰(zhàn)役勝利和北平和平解放建立特殊功勛。之后,陶鑄同志組織率領南下工作團,隨第四野戰(zhàn)軍追殲國民黨軍隊,接管地方政權。他為中南地區(qū)解放長途跋涉、忘我工作,完成了接管武漢、赴長沙接收起義部隊等重要任務。
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年,陶鑄同志41歲。他英勇戰(zhàn)斗20余年,把最美好的青春年華貢獻給了中國人民解放事業(yè)。
三、躬耕中南十七載,積極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
新中國成立后,陶鑄同志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員,中南軍政(行政)委員會委員,中南軍區(qū)政治部主任、軍區(qū)黨委常委,中共廣西省委代理書記,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四書記、代理書記,廣東省人民政府代理主席,廣東省省長,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等職。1956年在黨的八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。1960年10月至1966年8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。
在廣西,陶鑄同志主持剿匪工作。他正確執(zhí)行黨的政策,依靠人民群眾,培養(yǎng)本地干部,擴大地方武裝,堅持鎮(zhèn)壓與寬大相結合,半年內勝利完成任務,受到黨中央嘉獎。
在中南地區(qū)17年,陶鑄同志大部分時間工作生活在廣東,為建設祖國南大門宵衣旰食、盡心竭力。作為廣東省委主要負責人,他認真貫徹中央決策部署,堅決執(zhí)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,積極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。他注重發(fā)展工業(yè),領導建立了一批工廠企業(yè),奠定了廣東經濟建設的重要基礎。他注重發(fā)展農業(yè),特別重視農業(yè)科學研究,在培育良種、發(fā)展經濟作物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。他注重加強城鄉(xiāng)基礎設施和環(huán)境建設,改善城鄉(xiāng)居民住宅環(huán)境,植樹造林,綠化祖國。他重視醫(yī)療衛(wèi)生事業(yè),鼓勵醫(yī)學生到農村一線,為增進人民身體健康貢獻力量。他重視宣傳文化工作,領導創(chuàng)辦《羊城晚報》等群眾喜聞樂見的報紙,建起珠江電影制片廠等文化設施,關心作家、藝術家的工作生活,支持他們創(chuàng)作優(yōu)秀文藝作品。在他和省委一班人領導下,新中國建立后十余年,廣東工農業(yè)生產和各項事業(yè)迅速發(fā)展,南粵大地呈現(xiàn)欣欣向榮的景象。
1960年以后,作為中南局主要負責人,陶鑄同志用更多精力領導中南五省區(qū)工作。面對國民經濟嚴重困難的形勢,他堅決貫徹執(zhí)行黨中央提出的“調整、鞏固、充實、提高”方針。他反復強調,“搞社會主義就是要使生產高度發(fā)展,社會物質財富很豐富”。一定要保持頭腦清醒,按客觀規(guī)律辦事。1961年春,毛澤東同志在廣州主持制訂《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(草案)》,陶鑄同志被指定參加起草工作。他深入農村調查研究,提出許多有遠見、有價值的意見建議。1962年,他和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同志在調查研究基礎上提出分戶管理、耕種統(tǒng)一、聯(lián)產計酬、增產歸戶的農業(yè)生產責任制構想。陶鑄同志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和因地制宜的工作思路,使“大躍進”運動后中南地區(qū)經濟社會得到平穩(wěn)恢復并有所發(fā)展。他重視文化建設,尊重知識,愛護人才,善于團結知識分子,關心他們的政治進步和工作生活困難,多次強調“沒有文化建設不了社會主義”,廣大知識分子是革命的,不要再用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”這個詞,他們是“國家的知識分子,民族的知識分子,社會主義建設的知識分子”。他強調要進一步繁榮創(chuàng)作,滿足人民精神生活需求。1965年,他領導組織了很有影響的中南區(qū)戲劇觀摩會演,推動了文學藝術的繁榮發(fā)展。
四、臨危受命,協(xié)助周恩來同志苦撐大局
1965年1月,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,陶鑄同志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,分管宣傳和文教等事務。1966年5月后,陶鑄同志相繼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,中央政治局委員、常委并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等職,協(xié)助周恩來同志處理黨和國家日常工作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開始后,陶鑄同志對江青等人搞亂黨和國家的做法進行了堅決抵制和斗爭。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前,在負責修訂準備提交全會通過的《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》時,他堅決主張刪除其中關于“黑線”“黑幫專政”等內容,堅持寫入黨的干部絕大多數(shù)是好的和比較好的,犯錯誤包括犯嚴重錯誤的干部絕大多數(shù)是可以改正的,以及軍隊不搞“四大”等內容。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造成全面動亂形勢下,陶鑄同志堅持原則,剛直不阿,竭盡全力協(xié)助周恩來同志支撐大局,盡量減輕“文化大革命”對黨和國家的沖擊和影響。他按照周恩來等同志的意見,主持制定《關于工業(yè)交通企業(yè)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》和《補充通知》,以中共中央、國務院名義發(fā)出,明確要求各級黨委要大抓生產,特別要注意大抓質量。為穩(wěn)定局勢,他指示人民日報社組織發(fā)表《抓革命,促生產》等多篇社論,對減輕“文化大革命”給工農業(yè)生產造成的沖擊、穩(wěn)定經濟形勢起到重要作用。他盡全力保護老干部和文藝界知名人士。針對文藝界所謂“歪曲工農兵形象問題”“方向性問題”等,他敢于發(fā)表正確意見,甄別澄清了不少認識問題。
在遭到江青、陳伯達等人迫害和打擊的情況下,陶鑄同志堅持斗爭、威武不屈,顯示出共產主義戰(zhàn)士的革命氣節(jié)。1969年11月30日,陶鑄同志在合肥含冤病逝。1978年12月24日,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追悼大會,為陶鑄同志徹底平反,恢復名譽。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陳云同志致悼詞,對陶鑄同志一生給予高度評價。
五、對黨絕對忠誠,心中始終裝著人民
陶鑄同志的一生,是革命的一生、戰(zhàn)斗的一生,是鞠躬盡瘁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。黨和人民永遠銘記他的光輝業(yè)績和崇高風范。
陶鑄同志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無比堅定,始終對黨絕對忠誠。無論是戰(zhàn)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,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,他都初心不改,矢志不渝,英勇斗爭,無私無畏。他曾表示:“我今生政治方向是定了的,決不考慮個人的得失,準備獻出自己的一切!”他是這樣說的,更是這樣做的。大革命失敗時,他堅信革命必勝,毅然投入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。1933年被判處無期徒刑后,他組織獄中的共產黨員建立秘密支部,團結難友,同敵人展開英勇斗爭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他遭到殘酷迫害,始終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信念。“如煙往事俱忘卻,心底無私天地寬”,他相信黨、相信歷史會作出公正結論。他在散文名篇《松樹的風格》中寫道:每一個具有共產主義風格的人,都應該像松樹一樣,不管在怎樣惡劣的環(huán)境下,都能茁壯地生長,頑強地工作,永不被困難嚇倒,永不屈服于惡劣環(huán)境。陶鑄同志的人生,正是松樹風格的最好寫照。
陶鑄同志密切聯(lián)系群眾、勤于調查研究,始終不忘為人民謀幸福。他對人民懷有深厚感情,指出:“我們做任何工作,都應當從群眾利益著想。”“人民需要我們做什么,我們就去做什么,只要是為了人民的利益,粉身碎骨,赴湯蹈火,也在所不惜。”在廣東工作時,為讓群眾每天能吃上新鮮蔬菜,他經常深入產地,調查研究,提出具體要求,表達了對群眾生活的關切之情。他關心珠江兩岸浮家泛宅的水上居民居住問題,改變了他們常年在水上風雨飄搖的狀況。陶鑄同志一貫注重實際、不尚空談。他在廣東和中南局工作期間,每年都抽出三四個月以至更多的時間,深入基層,深入生產第一線解決問題、總結經驗、指導工作。他曾說過,調查研究是我們工作方法中的重要方法,是工作中帶根本性的方法。
陶鑄同志無私無畏、敢于擔當,始終以飽滿熱情對待黨和人民事業(yè)。黨無論安排什么工作,他總是無條件服從,以無畏的勇氣、超群的毅力打開局面。他在延安聽取358旅敵工科關于建立敵后武工隊粉碎日軍“掃蕩”的情況報告后,不顧個人安危,化裝深入晉綏前線敵據(jù)點附近調查,總結經驗,發(fā)展武工隊,主動出擊,粉碎敵人“掃蕩”。抗戰(zhàn)勝利后到東北開辟根據(jù)地時,他患有肺病,吐血消瘦。但他從不考慮自己身體,在艱苦復雜環(huán)境中不畏艱險、忠心耿耿地開展工作。在廣西主持剿匪工作時,他經常靠前指揮,冒著危險帶隊抓捕匪徒。在廣東省委和中南局工作時,他一再強調,要反對那種張貼歡迎標語、前呼后擁、熙熙攘攘、招搖過市的檢查工作和調查研究方式方法,提倡悄悄地下去,實實在在地了解真實情況。他日夜操勞、嘔心瀝血,不知疲倦、忘我工作,像一團永不熄滅的火,為黨和人民事業(yè)盡情燃燒自己。
陶鑄同志襟懷坦白、光明磊落,始終勇于堅持真理、修正錯誤。他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,從不計較個人得失,對工作中出現(xiàn)的偏差,主動作自我批評。他曾痛切指出,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,造成國民經濟三年嚴重困難的根本原因,要嚴肅認真從領導工作的缺點中去查找。他在廣東的群眾大會上公開指出:搞“反瞞產”,使群眾餓了肚子,干部受了委屈,今后再也不能搞浮夸了,要靠實事求是過日子。對“反右傾”斗爭中被處分錯了的同志,他在廣東省委三級干部會上表示“向同志們檢討,引以為戒”,強調一定要健全黨的民主生活,保障黨員權利,表現(xiàn)了一個共產黨人嚴于律己的革命精神。
陶鑄同志艱苦樸素、廉潔奉公,始終嚴格要求自己和家人。他強調,黨的領導干部一定要過黨的組織生活,嚴格遵守規(guī)章制度。他到各地調查研究,總是事先“約法三章”,不準迎送、不準請客、不準送禮,并要身邊工作人員督促檢查。他下鄉(xiāng)蹲點,從來都是輕車簡從,與群眾“同吃、同住、同勞動”。他在廣州工作生活多年,居住的房子從未更換過。他母親長期住在農村,組織上打算讓其遷入城鎮(zhèn)落戶,陶鑄同志予以拒絕。他說:“農村老人那么多,你們都給遷了,再考慮我母親。” 就這樣,其母在病逝前一直住在祁陽農村。他的堂弟、侄兒等10多位親屬,也一直在農村務農。
陶鑄同志以一生的模范行動實踐了他終身追求的“要求于人的甚少,給予人的甚多”的奉獻精神,他把自己全部的思想感情、智慧才華都奉獻給了黨的事業(yè),履行了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的錚錚誓言。今天我們紀念陶鑄同志,就要學習繼承老一輩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風范,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,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,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,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,不忘初心,牢記使命,永遠奮斗,不斷開創(chuàng)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(yè)新局面。
《 人民日報 》( 2018年01月16日 06 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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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9年,陶鑄同志受黨組織派遣到福建從事兵運工作。當時,國民黨廈門監(jiān)獄關押著40多名“政治犯”,其中有多名黨的重要干部。中共福建省委決定武裝劫獄,營救這些同志。陶鑄同志多次化裝深入監(jiān)獄了解情況,并作出周密布置。行動當天,他擔任第一線總指揮,成功救出被關押的同志。
1930年,受“左”傾冒險錯誤的影響,福建地區(qū)革命力量遭受嚴重挫折。危急時刻,陶鑄同志到漳州主持重建中共閩南特委。這年12月,他主持組建閩南紅軍游擊隊第一支隊,打開了革命局面。1956年,他在回首這段傳奇式革命經歷時賦詩:“南山古寺規(guī)模在,含笑依然花滿枝。鬢白重來千百感,江山嫵媚故人稀。”
1932年,陶鑄同志調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書記。他對閩東的政治、經濟、民情、風俗等情況進行詳細調查,把工作重點放在農村,發(fā)動農民開展武裝斗爭,創(chuàng)建革命根據(jù)地。毛澤東同志率領紅軍攻克漳州后,陶鑄同志到漳州匯報工作,得到毛澤東同志直接指示。在陶鑄等同志領導下,土地革命斗爭烈火在閩東地區(qū)熊熊燃燒起來。
1933年5月,陶鑄同志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。在獄中,他在同敵人展開斗爭的同時,系統(tǒng)研讀政治、經濟、歷史、文藝等著作。后來他曾戲稱自己是“監(jiān)獄大學畢業(yè)的”。
二、參加全國抗日戰(zhàn)爭和解放戰(zhàn)爭,為建立新中國立下卓著功績
全國抗日戰(zhàn)爭爆發(fā)后,陶鑄同志經黨組織營救出獄,被派到湖北擔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副書記、湖北臨時省委副書記等職。他堅決執(zhí)行黨的抗日民族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方針,團結國民黨上層愛國人士,大力發(fā)展抗日力量,壯大黨的組織。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,他負責領導應城縣湯池農村合作訓練班,招收愛國青年學生,經短期培訓后派到湖北各地開展敵后游擊戰(zhàn)爭。他親自編寫教材,給學員講課,并注重在學生中發(fā)展黨員,成立黨支部。該班共舉辦4期,培訓青年干部300多名,為開展抗日群眾運動訓練了骨干力量。
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后,陶鑄同志到鄂中參加開辟根據(jù)地的斗爭。他放手發(fā)動群眾,組建黨領導的武裝力量,開展游擊戰(zhàn)爭,為建立抗日根據(jù)地創(chuàng)造了有利條件。1939年6月,陶鑄同志任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代理政委,在鄂中敵后樹起新四軍的抗日旗幟。同年11月至1940年初,豫南、鄂東、鄂中等地黨組織和抗日武裝力量逐步統(tǒng)一,成立豫鄂邊區(qū)黨委和豫鄂挺進縱隊,開辟了豫鄂邊抗日根據(jù)地。陶鑄同志任豫鄂邊區(qū)黨委委員、統(tǒng)戰(zhàn)部長,兼管政權建設和統(tǒng)戰(zhàn)工作,并任豫鄂挺進縱隊(平漢)路西指揮部指揮長,同李先念等同志一道在豫鄂邊地區(qū)建立起各級民主政權,領導軍事斗爭。1940年,陶鑄同志作為黨的七大代表前往延安。在延安,他擔任中央軍委秘書長、總政治部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等職,參加了延安整風有關工作和軍隊政治工作。1945年,他出席了黨的七大。
抗日戰(zhàn)爭勝利后,陶鑄同志日夜兼程趕赴東北,歷任中共遼寧省工委書記和遼西、遼吉、遼北省委書記,東北民主聯(lián)軍第七縱隊政治委員,東北野戰(zhàn)軍政治部副主任等職。當時,東北大部分地區(qū)變成國民黨統(tǒng)治區(qū),斗爭環(huán)境極為艱難復雜。他認真貫徹中央指示,深入農村,發(fā)動群眾,清匪反霸,進行土地改革,建立根據(jù)地。他領導創(chuàng)建的遼吉根據(jù)地成為東北戰(zhàn)場對敵斗爭的重要前哨陣地。在1946年12月開始的“三下江南四保臨江”戰(zhàn)役中,陶鑄同志擔任前方工作委員會負責人,為保證戰(zhàn)役勝利做了大量工作。在1947年夏季攻勢中,陶鑄同志和鄧華同志一起率西滿野戰(zhàn)軍參加第一次四平攻堅戰(zhàn);在秋冬季攻勢中,參加彰武攻堅戰(zhàn),與友鄰部隊一起殲敵一個師。遼沈戰(zhàn)役中,陶鑄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東北局督察和組織后方勤務,組織分區(qū)部隊配合主戰(zhàn)場作戰(zhàn)。沈陽解放后,他任中共沈陽特別市工委書記,在陳云同志領導下進行接管城市、恢復生產、改造舊政權的工作。
遼沈戰(zhàn)役后,陶鑄同志隨部隊南下參加平津戰(zhàn)役。他擔任解放軍前線司令部全權代表,同國民黨守軍傅作義將軍進行和平談判,組織改編起義部隊,為平津戰(zhàn)役勝利和北平和平解放建立特殊功勛。之后,陶鑄同志組織率領南下工作團,隨第四野戰(zhàn)軍追殲國民黨軍隊,接管地方政權。他為中南地區(qū)解放長途跋涉、忘我工作,完成了接管武漢、赴長沙接收起義部隊等重要任務。
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年,陶鑄同志41歲。他英勇戰(zhàn)斗20余年,把最美好的青春年華貢獻給了中國人民解放事業(yè)。
三、躬耕中南十七載,積極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
新中國成立后,陶鑄同志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員,中南軍政(行政)委員會委員,中南軍區(qū)政治部主任、軍區(qū)黨委常委,中共廣西省委代理書記,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四書記、代理書記,廣東省人民政府代理主席,廣東省省長,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等職。1956年在黨的八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。1960年10月至1966年8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。
在廣西,陶鑄同志主持剿匪工作。他正確執(zhí)行黨的政策,依靠人民群眾,培養(yǎng)本地干部,擴大地方武裝,堅持鎮(zhèn)壓與寬大相結合,半年內勝利完成任務,受到黨中央嘉獎。
在中南地區(qū)17年,陶鑄同志大部分時間工作生活在廣東,為建設祖國南大門宵衣旰食、盡心竭力。作為廣東省委主要負責人,他認真貫徹中央決策部署,堅決執(zhí)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,積極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。他注重發(fā)展工業(yè),領導建立了一批工廠企業(yè),奠定了廣東經濟建設的重要基礎。他注重發(fā)展農業(yè),特別重視農業(yè)科學研究,在培育良種、發(fā)展經濟作物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。他注重加強城鄉(xiāng)基礎設施和環(huán)境建設,改善城鄉(xiāng)居民住宅環(huán)境,植樹造林,綠化祖國。他重視醫(yī)療衛(wèi)生事業(yè),鼓勵醫(yī)學生到農村一線,為增進人民身體健康貢獻力量。他重視宣傳文化工作,領導創(chuàng)辦《羊城晚報》等群眾喜聞樂見的報紙,建起珠江電影制片廠等文化設施,關心作家、藝術家的工作生活,支持他們創(chuàng)作優(yōu)秀文藝作品。在他和省委一班人領導下,新中國建立后十余年,廣東工農業(yè)生產和各項事業(yè)迅速發(fā)展,南粵大地呈現(xiàn)欣欣向榮的景象。
1960年以后,作為中南局主要負責人,陶鑄同志用更多精力領導中南五省區(qū)工作。面對國民經濟嚴重困難的形勢,他堅決貫徹執(zhí)行黨中央提出的“調整、鞏固、充實、提高”方針。他反復強調,“搞社會主義就是要使生產高度發(fā)展,社會物質財富很豐富”。一定要保持頭腦清醒,按客觀規(guī)律辦事。1961年春,毛澤東同志在廣州主持制訂《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(草案)》,陶鑄同志被指定參加起草工作。他深入農村調查研究,提出許多有遠見、有價值的意見建議。1962年,他和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同志在調查研究基礎上提出分戶管理、耕種統(tǒng)一、聯(lián)產計酬、增產歸戶的農業(yè)生產責任制構想。陶鑄同志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和因地制宜的工作思路,使“大躍進”運動后中南地區(qū)經濟社會得到平穩(wěn)恢復并有所發(fā)展。他重視文化建設,尊重知識,愛護人才,善于團結知識分子,關心他們的政治進步和工作生活困難,多次強調“沒有文化建設不了社會主義”,廣大知識分子是革命的,不要再用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”這個詞,他們是“國家的知識分子,民族的知識分子,社會主義建設的知識分子”。他強調要進一步繁榮創(chuàng)作,滿足人民精神生活需求。1965年,他領導組織了很有影響的中南區(qū)戲劇觀摩會演,推動了文學藝術的繁榮發(fā)展。
四、臨危受命,協(xié)助周恩來同志苦撐大局
1965年1月,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,陶鑄同志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,分管宣傳和文教等事務。1966年5月后,陶鑄同志相繼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,中央政治局委員、常委并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等職,協(xié)助周恩來同志處理黨和國家日常工作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開始后,陶鑄同志對江青等人搞亂黨和國家的做法進行了堅決抵制和斗爭。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前,在負責修訂準備提交全會通過的《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》時,他堅決主張刪除其中關于“黑線”“黑幫專政”等內容,堅持寫入黨的干部絕大多數(shù)是好的和比較好的,犯錯誤包括犯嚴重錯誤的干部絕大多數(shù)是可以改正的,以及軍隊不搞“四大”等內容。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造成全面動亂形勢下,陶鑄同志堅持原則,剛直不阿,竭盡全力協(xié)助周恩來同志支撐大局,盡量減輕“文化大革命”對黨和國家的沖擊和影響。他按照周恩來等同志的意見,主持制定《關于工業(yè)交通企業(yè)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》和《補充通知》,以中共中央、國務院名義發(fā)出,明確要求各級黨委要大抓生產,特別要注意大抓質量。為穩(wěn)定局勢,他指示人民日報社組織發(fā)表《抓革命,促生產》等多篇社論,對減輕“文化大革命”給工農業(yè)生產造成的沖擊、穩(wěn)定經濟形勢起到重要作用。他盡全力保護老干部和文藝界知名人士。針對文藝界所謂“歪曲工農兵形象問題”“方向性問題”等,他敢于發(fā)表正確意見,甄別澄清了不少認識問題。
在遭到江青、陳伯達等人迫害和打擊的情況下,陶鑄同志堅持斗爭、威武不屈,顯示出共產主義戰(zhàn)士的革命氣節(jié)。1969年11月30日,陶鑄同志在合肥含冤病逝。1978年12月24日,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追悼大會,為陶鑄同志徹底平反,恢復名譽。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陳云同志致悼詞,對陶鑄同志一生給予高度評價。
五、對黨絕對忠誠,心中始終裝著人民
陶鑄同志的一生,是革命的一生、戰(zhàn)斗的一生,是鞠躬盡瘁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。黨和人民永遠銘記他的光輝業(yè)績和崇高風范。
陶鑄同志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無比堅定,始終對黨絕對忠誠。無論是戰(zhàn)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,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,他都初心不改,矢志不渝,英勇斗爭,無私無畏。他曾表示:“我今生政治方向是定了的,決不考慮個人的得失,準備獻出自己的一切!”他是這樣說的,更是這樣做的。大革命失敗時,他堅信革命必勝,毅然投入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。1933年被判處無期徒刑后,他組織獄中的共產黨員建立秘密支部,團結難友,同敵人展開英勇斗爭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他遭到殘酷迫害,始終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信念。“如煙往事俱忘卻,心底無私天地寬”,他相信黨、相信歷史會作出公正結論。他在散文名篇《松樹的風格》中寫道:每一個具有共產主義風格的人,都應該像松樹一樣,不管在怎樣惡劣的環(huán)境下,都能茁壯地生長,頑強地工作,永不被困難嚇倒,永不屈服于惡劣環(huán)境。陶鑄同志的人生,正是松樹風格的最好寫照。
陶鑄同志密切聯(lián)系群眾、勤于調查研究,始終不忘為人民謀幸福。他對人民懷有深厚感情,指出:“我們做任何工作,都應當從群眾利益著想。”“人民需要我們做什么,我們就去做什么,只要是為了人民的利益,粉身碎骨,赴湯蹈火,也在所不惜。”在廣東工作時,為讓群眾每天能吃上新鮮蔬菜,他經常深入產地,調查研究,提出具體要求,表達了對群眾生活的關切之情。他關心珠江兩岸浮家泛宅的水上居民居住問題,改變了他們常年在水上風雨飄搖的狀況。陶鑄同志一貫注重實際、不尚空談。他在廣東和中南局工作期間,每年都抽出三四個月以至更多的時間,深入基層,深入生產第一線解決問題、總結經驗、指導工作。他曾說過,調查研究是我們工作方法中的重要方法,是工作中帶根本性的方法。
陶鑄同志無私無畏、敢于擔當,始終以飽滿熱情對待黨和人民事業(yè)。黨無論安排什么工作,他總是無條件服從,以無畏的勇氣、超群的毅力打開局面。他在延安聽取358旅敵工科關于建立敵后武工隊粉碎日軍“掃蕩”的情況報告后,不顧個人安危,化裝深入晉綏前線敵據(jù)點附近調查,總結經驗,發(fā)展武工隊,主動出擊,粉碎敵人“掃蕩”。抗戰(zhàn)勝利后到東北開辟根據(jù)地時,他患有肺病,吐血消瘦。但他從不考慮自己身體,在艱苦復雜環(huán)境中不畏艱險、忠心耿耿地開展工作。在廣西主持剿匪工作時,他經常靠前指揮,冒著危險帶隊抓捕匪徒。在廣東省委和中南局工作時,他一再強調,要反對那種張貼歡迎標語、前呼后擁、熙熙攘攘、招搖過市的檢查工作和調查研究方式方法,提倡悄悄地下去,實實在在地了解真實情況。他日夜操勞、嘔心瀝血,不知疲倦、忘我工作,像一團永不熄滅的火,為黨和人民事業(yè)盡情燃燒自己。
陶鑄同志襟懷坦白、光明磊落,始終勇于堅持真理、修正錯誤。他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,從不計較個人得失,對工作中出現(xiàn)的偏差,主動作自我批評。他曾痛切指出,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,造成國民經濟三年嚴重困難的根本原因,要嚴肅認真從領導工作的缺點中去查找。他在廣東的群眾大會上公開指出:搞“反瞞產”,使群眾餓了肚子,干部受了委屈,今后再也不能搞浮夸了,要靠實事求是過日子。對“反右傾”斗爭中被處分錯了的同志,他在廣東省委三級干部會上表示“向同志們檢討,引以為戒”,強調一定要健全黨的民主生活,保障黨員權利,表現(xiàn)了一個共產黨人嚴于律己的革命精神。
陶鑄同志艱苦樸素、廉潔奉公,始終嚴格要求自己和家人。他強調,黨的領導干部一定要過黨的組織生活,嚴格遵守規(guī)章制度。他到各地調查研究,總是事先“約法三章”,不準迎送、不準請客、不準送禮,并要身邊工作人員督促檢查。他下鄉(xiāng)蹲點,從來都是輕車簡從,與群眾“同吃、同住、同勞動”。他在廣州工作生活多年,居住的房子從未更換過。他母親長期住在農村,組織上打算讓其遷入城鎮(zhèn)落戶,陶鑄同志予以拒絕。他說:“農村老人那么多,你們都給遷了,再考慮我母親。” 就這樣,其母在病逝前一直住在祁陽農村。他的堂弟、侄兒等10多位親屬,也一直在農村務農。
陶鑄同志以一生的模范行動實踐了他終身追求的“要求于人的甚少,給予人的甚多”的奉獻精神,他把自己全部的思想感情、智慧才華都奉獻給了黨的事業(yè),履行了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的錚錚誓言。今天我們紀念陶鑄同志,就要學習繼承老一輩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風范,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,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,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,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,不忘初心,牢記使命,永遠奮斗,不斷開創(chuàng)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(yè)新局面。
《 人民日報 》( 2018年01月16日 06 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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